历史学家阎崇年：我90岁了还在研究清史，它有什么魅力？

4月24日，是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90岁生日。是日晚间，他来到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，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畅叙“我与清史研究”。尽管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，老人家安步当车，依旧精神矍铄，笑言晚餐时还吃了两碗寿面。

“我与清史研究”讲座现场

作为历史学家，阎崇年从事史学研究已逾一个甲子的时间。在这漫长的学术研究中，清史始终是他用力最勤、成果最多、影响最大的领域。清史研究的魅力何在？他在清史研究的关注点与治学方法是什么？清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又是什么？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大众出版相结合？阎崇年与宋志军在对谈中围绕为人与治学、研究与出版的主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分享。

对谈正式开始前，阎崇年还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。他告诉记者，读书能使人康寿，不仅增长智慧，还增加健康的寿龄。“我最近在读三本书，这三本书都让我写序言，我的习惯是必须先看书，再写序言，否则就无的放矢，心里没数。这三本书分别是《北京的胡同》、《中国古籍修复技艺》，以及今年是我登上央视‘百家讲坛’二十周年，当时先讲的是《清十二帝疑案》，后来出书书名就叫做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。”

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

“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由中华书局出版后，二十年来出版了十八种不同的版本，印了估计有一百万册，到现在还在畅销。这次是出版二十年了，准备出修订珍藏版。编辑特别用心，一个字一个字重新校正，下了很大功夫，可以说是精益求精。这本书已经印好出版了，我重头读了一遍，写下序言。”阎崇年说。

写《努尔哈赤传》，“望尽天涯路”

对谈开场，阎崇年介绍说，自己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，在继续研究历史课题时，先是选择了先秦史。一次，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）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先生指点，后者鼓励他找杂志发表。

阎崇年

“现在年轻的朋友发表论文很困难，当时更难，因为就两三个杂志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杨先生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说你在北京，干吗研究先秦史？先秦史是人家西安的事。先秦的考古发掘在西安，在北京看发掘报告是二手材料，不是第一手。你应该研究清史，因为你在北京，明清的首都在北京，明清宫廷档案在北京，重要的古典文献都在北京。而且清史当时研究人很少，杨先生说清史是一块处女地，随便丢个种子就有收获，这话对我刺激太大了。”阎崇年说，学术研究要慎始善终，“选定一个方向最重要，那是1963年，从那时到现在六十年了，我一直在研究清史。”

清史从努尔哈赤建国算起，到宣统三年（1911）历296年，可以说是卷帙浩繁。“我最初找的切口是研究康熙，看历史资料如坠入雾海，没边没影、不前不后。迷茫中，我得到了北师大历史系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指点，他说树有根、水有源，研究清史一定从它的‘根’和‘源’上入手。清朝历史的‘根’和‘源’在什么地方？当然在关外，所谓它的龙兴之地。如此我就从头开始做，从清朝的开国史开始研究。这么一做就是六十年，常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？我说不后悔，这条路走对了。”

1983年，阎崇年第一部学术著作《努尔哈赤传》正式出版，其间甘苦备尝。他介绍说为了研究努尔哈赤，他从1963年到1973年先是花了整整十年时间。“我完全是看原始资料，用倒查的方法，从元末明初，他们的老祖宗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开始捋，看了明朝的实录、清朝实录，包括朝鲜李朝的实录，用了十年时间写成论文。原本论文想在社科院权威期刊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，但当时还在‘文革’后期，编辑让我在文末再加一段研究努尔哈赤对反修的意义。一位老师劝我，加这样的一段文章就废了，不如把文章搁抽屉里，将来有机会再说。”

阎崇年回忆说，“文革”结束后自己研究努尔哈赤的文章才得以在大学学报上发表。“我把文章给白寿彝先生看，他告诉我当时还没有人写《努尔哈赤传》出书，我又做了整理和补充，才在1983年把这本书出出来。从研究努尔哈赤到出书，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。我敢说一句话，跟努尔哈赤有关的各种资料，汉文的、满文的，我都见过，也体会到了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第一重境界，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’可以说每研究一个问题，要望尽一次路，如此不断地望尽天涯路，不断地前进。”

《阎崇年史学论集（清史卷、燕史卷、满学卷）》

历史是人文科学，要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

在阎崇年看来研究历史最困难的，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，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。“举个例子，北京昌平区有个‘平西府’，相传是吴三桂的府邸。在当地的村子里也确实有座铜井，井盖还铸有龙纹。老北京有句话，‘二环以外无王府。’明朝的藩王都在外地，清朝的王爷都在北京，现在的二环以内，这是定例。为什么五环外的昌平出了个王府？我翻了能翻到的许多汉文资料，并没有相关记载。”

阎崇年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去查满文资料。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《康熙满文朱批奏折》，记载了一则奏报康熙帝的御批奏折，详细记录了行宫城池、房屋、游廊等数量，正好与昌平“平西府”一带发现的城墙和护城河等遗址相吻合。此后，他又和其他专家一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奏折中，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关于兴建行宫王府的开工奏折，地点正是前述“平西府”所在地。结合其他史料，阎崇年论断，“平西府”其实与吴三桂无关，而是康熙兴建的郑家庄行宫、王府。从开始考证到最后公布结果，总计花费了一年多时间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在阎崇年看来历史是人文科学，更需要多了解实际，为此他曾在80岁时登上海拔3800米的布达拉宫。“从2004年到现在，这二十年间，我一方面读书，一方面走路，这个收获是在书斋里学不到的。我算了一下，从咱们国家最北端的漠河、黑河，包括现属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（海参崴）、哈巴罗夫斯克（伯力），最南端我去到三沙市；从最东边的滨海之都日照，到最西边口岸城市霍尔果斯，我都去过。”

旅行走读的成果之一，便是2018年在三联书店推出的原创学术专著《森林帝国》。阎崇年认为，过往很多学者称满洲东北属于草原文化，其实不对。“大家如果去过呼伦贝尔，站在那一看，天似穹庐，一望无际都是大草原，找棵树都很困难。但东北是森林，不是草原。我从山海关向北穿过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一直到黑河，到哈巴罗夫斯克，满目都是森林，森林蔽天，不见日月。”

“通过考察我得出结论，东北是森林文化，不是草原文化。东北的林海雪原怎么放牧牛羊？满族是狩猎民族，打猎飞禽走兽，骑射是他们祖先的文化。而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中，逐渐孕育出‘统合’意识，并运用到政治、文化等方面，统合不同民族、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，建立八旗制度，以满洲、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，建立清帝国，并维持了268年之久。”阎崇年说。

《森林帝国》出版后，被称为是阎崇年给学术界贡献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、第一部森林帝国史。书中首次提出中华古代文明五种文化形态：中原农耕文化、西北草原文化、东北森林文化、西部高原文化和东南沿海及岛屿海洋文化，并论述了文化统合的相关概念。

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，学术研究讲究“约、博、通”

对谈中，宋志军提问道，阎崇年先生选定清史研究60年，与此同时，满学这个学科实际上也是阎崇年开辟的，他还研究北京史。“除了专以外，还有广博，如何看待治学道途上的专精和广博间的关系？”

宋志军

“虽然袁崇焕是明代人物，但清承明志，明朝不了解，清朝就搞不明白。另外明和清是互相对立的，你从明朝看清，它的问题看得很清楚。反过来从清朝看明，也看得很清楚，这就叫辩证对立统一来观察问题。”阎崇年介绍说，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“所里重点研究北京历史文化。当时开学术会议，我就找学术的交叉点。努尔哈赤和袁崇焕交叉，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，袁崇焕被皇太极给克了，所以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。研究北京史绕不开袁崇焕，北京的龙潭还有袁崇焕的祠堂，东花市斜街还有袁崇焕的墓。所以我在清史和北京史之间找一个交叉点，就是袁崇焕。”

“做学问，用梅兰芳先生的话讲是‘少、多、少’。他唱戏开始少，会一出戏，后来多，能唱好多出戏，最后又少。我问过梅葆玖，梅老先生可以唱多少出戏？他说父亲大概可以唱百十出戏。但到了晚年，梅老先生就是《贵妃醉酒》《宇宙锋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霸王别姬》等，我数过，他就演五出戏左右，经常唱这五出戏，由少到多，由多到少，这就是精。”

“同理，换到学术研究也是三个字：第一是约，简约的‘约’，开始看《东华录》的材料。后来就多，数十万字甚至百万字地看，也就是‘博’。最后又少，少到很精，少到研究努尔哈赤就能变成一本书。这个过程就是‘约、博、通’，到了‘通’就可以成家了。”阎崇年说。

谈到人生90年的体会，阎崇年也给出了四个字，对待事业要“敬、诚、淡、静”。“我有三个‘有幸’：第一，我同龄的同学、同事，很大一部分已经作古，我有幸还有户口本；第二，健在的很多同龄的同学、同事大都出不了家门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我还能自由活动；第三，我现在90周岁，生活可以自理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分三个时间段，一周工作7天，没有休息日。体力跟年轻时比肯定是不如了，但我还是尽自己的力量，就像蚕吃了桑叶然后把丝吐出来，蜜蜂采了花蜜把蜂蜜献给人间。只要我的身体许可，还是要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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